我與陳映真的短暫接觸

三在我人生二十幾歲時,我初步接觸所謂的政治,特別是在解嚴初期,訂飯店 trivago人民的聲音如猛爆性肝炎在島嶼遍地開花。我以為記憶總是先於寫作的活動,比寫作更要有耐心、更寬容、更謹慎,就像是好讀者比好作者是更隱密、更獨特的詩人。



1990或者是1991年,我加入新成立的勞動黨,與其說是參與政治不如說是更加接近某種隱密的詩人屬性,而詩人總是在觀察、在學習。在中部的聚會,黨內聚合不少的老同學(關在泰源監獄或綠島的政治犯),他們大都是在獄中被迫學習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的反讀)甚而進化為展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思想的對詰,就是在光天化日的隱喻裡,我青少年所建構出瘦弱、斯文的陳映真卻以巨大的形象出現在現實的世界裡,「勞動工人不會自動站在資本家的對立面,除非感受到壓迫,而權力的取得必須trivago台灣公司透過學習與實踐。」

陳映真習慣將眼鏡舉高到額上,當他說話時,眼睛會真誠而認真的面對著你,在最激烈的談話裡,他還是保持沉穩、平衡的語調,毫不激情。這讓我想起阿根廷的波赫士在談論某個城市火災的詩,那火微弱又可怕:

人在燃燒,珠寶在憤怒。

我知道,所有的隱喻都產生在兩個不同事物之間共同之處的直覺,人與珠寶、政治與人民、河流與天空、陳映真與社會主義,我總是想起會後那次短暫的談話,我請益於寫作,以為寫作基於想像與創造用以書寫偉大的作品。「大山大海的遼闊與空虛,是用來容納苦難的少數民族。」大家暱稱的大頭陳映真說著,沒有任何人在過去中生活過,也不會有任何人在未來中生活,現實的當下就是生活的全部表現。我直覺的認為,這就是寫作的核心。

我知道這核心曾經一次又一次的打動我小小的四心房,閱讀每月一期的《人間雜誌》,曾讓我在海邊學校低矮的租屋處寫信給湯英伸,直到1987年5月15日執行槍決,徒留報章全版「槍下留人」的請願黑體大字。1990年,我以深入全島部落的報導式書寫創辦了《獵人文化》,只因為寫作是一種對自我民族的擁抱,也是被擁抱。我謹記陳映真曾經對我說的話,真相來自反思,來自書寫的實踐。



我只真實的面對陳映真三次,三次不多,但人與人真實的面對,三次也就夠了,不是嗎?2003年9月是最後一次,也是我故事中最為困難書寫的一點,我覺得凡是同他有過接觸的人寫一些回憶他的文章將是很有意義的事,正因如此,如果沒能像鐘錶準確的報出時間,只要一點點的差錯就會從此癱瘓,毫無康復的可能,即便如此,一只癱瘓而停止的鐘錶,也能在一日之內準確的報時兩次。就在第三屆台北市外勞詩文比賽決審會議,面對34首詩作,陳映真總結的講評赤裸裸的揭穿資本帝國背叛勞動的價值及其苦難,我再一次彷彿胸口遭到重擊,久久無以平復。

我其實剛剛度過「九二一」災後重建的日子,從組合屋搬遷到租賃的親族家裡,很能體察勞動的價值及其苦難,「九二一」讓我理解歷史,特別是災難的歷史實質上是一部神聖莊嚴之書,所有的人用血淚寫下這部歷史,閱讀它、試著理解它,同時災難也銘刻了掙扎求生之人。

在「九二一」災後重建的紛雜事務裡,我閱讀並書寫《戰爭殘酷》系列短篇小說用以自娛娛人,作家關心現世──我以為這是身為作家的職責,我將手印稿交給陳映真先生,忝不知恥的請求為這本災難之書寫序,我確知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小說,因為虛構作品中的人物能成為讀者或者觀眾,反過來說,作為讀者或觀眾的我們就有可能成為虛構的人物,而這些人物是極其殘酷的。

到了年底,我接到陳映真的電話,他答應為《戰爭殘酷》寫序,一年之後,陳映真到了中國大陸,兩年後的2006年9月26日,因中風入住北京朝陽醫院,病情曾改善並轉至普通病房;至10月16日再度中風陷入重度昏迷,入住於該醫院重症監護室。從此,我不再見到陳映真先生,日後也不可能再見到,這些,你們都知道了。「人間不乏苦難,眾神編織不幸。」這就是陳映真先生給我留下的隱喻,有如暗夜行走,也在光天化日顯現。(下)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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